此一过程由三个关键环节所构成：首先是清代前中期的多族群疆域国家的打造，这个打造是超越西方的帝国概念的。

其次，即便在各自权限范围内合作同样存在需要进一步规定。但即便是在法律范围内，也没有相关条文能够形成直接的支撑，这便造成大湾区合作脱离了法律保障，对《大湾区协议》的充分实施完全取决于各方自发的遵守行为。

三方之间互具优势、各有所需，大湾区合作目的便是期望形成互利共赢的良性机制。首先，大湾区本身内部制度融动性基础更差。在这样的背景下，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彭芳梅《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城市经济空间联系与空间结构——基于改进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的实证分析》，《经济地理》2017年第12期，第57-64页。改革与法律应该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互为掣肘。

后者检索结果在数量上最多时为176篇（2016年），2017年则为608篇。其次，大湾区在主体资格上具有多元性，可以选择不同的身份从事不同的活动，比如内地可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法主体身份参加国际性事务，香港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进行交往。现在我们很难说下一次这样的集体发生会是什么时候，或许是到了IT时代或其他某个标志性时代的拐点，但至少，这样的现象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那些遥远时代的经典人物及其经典之作仍然是现代文明的源头活水，我们应该更多地直接从中汲取灵感和智慧。

尽管如此，该研究在学术史、教育史上的作用却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无论学科范围界定和阅读研究方面有多少困难，似乎都不妨碍法理学这个词汇的广泛运用，也不妨碍法理学学科按一定之规相沿发展。这一名称乃是仿照日本东京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使用过的课程名称。或许更重要的是，它在回应社会大众的法律需求、并开掘本土学术资源方面做出了宝贵的努力。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宪政理论、党与人大的关系、现行监督机制的改革、司法独立、基层民主选举、一国两制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我国古代有春秋决狱，就是拿儒家经典直接作为判案的依据。

从调查情况看，社会规则意识和权利意识乃是无知而有觉，更无需从西方移植。要根据宪法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行监督，防止其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文革结束后，学者们沉痛反思国家劫难和学术厄运，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遗憾的是，大概是由于文化弱势心态和阶级强势心态的混合作用，我们往往做一些十分轻率的批判。

这个英文词又来自拉丁语jurisprudential，原义是法律的知识或法律的艺术。有利于集思广益、纠正错误，增强政治权力的透明、公正、廉洁和责任。同时，也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概念，或以西方概念为坐标，仅仅讲到这类独到的语汇像什么，或不像什么。比如，从乡村回来，再打量当时学界尤其是海外汉学界一直争论的诸如中国有无自然法、天赋人权观念以及这类观念是否属于西方移植之类的热门问题，便觉得兴味索然。

前面讲到对现实的政治法律理论和实践进行法理考量，其实，这样的考量也是充满学术风险的，功夫不到，便会做成四不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启蒙式的批判和后现代式的解构，都受到很大的局限。

正如立法要对一些概念作法理考量，看能否纳入法律规范，法学研究也有一个对概念的甄别问题。涉及政治制度的，比如，人民当家作主、工农联盟、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两会、一国两制、民族区域自治、扩大基层民主、两推一选、公开选拔、竞争上岗、集体领导、个人负责、双规、介绍信、农转非、工转干、进编、体制内等。

如，商务印书馆重印了一批汉译西方学术名著，其中有些是直接有关法理学的，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西塞罗的《法律篇》、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社会契约论》、洛克的《政府论》、潘恩的《常识》、汉密尔顿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权利的科学》等。学问之要义，还不是方法，而是如何运用方法去研究解决实际的问题，是知行合一。西方法理学的译介与研究对于中国法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一方面，它为中国法理学在价值、知识和方法方面的反省与更新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另一方面，它本身构成了中国法理学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领域。要尽可能客观而全面地展示古今中外观察和思考法律问题的不同视角。追逐金钱和物质利益并非建设优质社会、维护个人尊严、培养高尚国民的必要动力和可靠基础。后者特立独行，以批判为能事，是位杰出、偏颇的思想大家，但印发的阅读资料，内容和范围却同多异少。

我们知道，在柏拉图、孔夫子关于哲学家或圣贤治理的理想蓝图不能实现的情况下，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上的治理强调人民主权，这样便为表达与调整社会成员的利益和愿望设定了不仅有利于大多数人、而且由大多数人去亲力亲为的基本规范，从而使现实中的社会治理成为各种社会利益冲撞与调整的过程。四是学术态度大为改观。

我们要勇于实践、善于实践，既要学会读有字的书，更要学会读无字的书，善于向生活本身学习，用心观察、体会各种事物，基于独特的生活经验而激发思想的灵感。也因此，部门法学与法理学要相互沟通，互相学习。

程序法则旨在解决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如何落实到制度操作的问题。鉴此，我们要尽可能避免从法律的所谓概念或定义出发来学习法理，避免在单纯的、僵硬的概念或定义问题上费脑筋，而是要开阔眼界，用开放的心态去认真体会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派别的思考者们，是如何去探究和表述法理的，从而了解和掌握法理思考的实际本领，同时，要关注脚下，学而时习之，用学来的知识去观察分析当下的政治法律问题，尤其是中国的政治法律问题，从而丰富我们的学识。

民主在制度上都把主集中体现在通过投票、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定。学者们有了较多的自由冲破极左思潮的樊篱，开始探讨法理学本身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诸如法律与自由、权利推定、权利概念、人权概念、立法体制、司法体制以及法律传统等近代法学在中国的图景，是各种不同国别法学交织共存的景象图。[104]虽然在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就已经是影响很大的一派，但它影响到法制史学还通过苏联法学的作用，时至今日，很多法史学教科书还是以五阶段为划分时段的标准。

[51]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史编写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史（1950—201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7页。陈兴良：犯罪构成论：从四要件到三阶层——一个学术史的考察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1期。

[115] 以哲学为例，冯友兰在1957年参加国际哲学会议时，会议中发现，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界情况和我们当时的哲学界情况，不大相同。[65] 北京大学法律系的例子，参见裴艳：《留学生与中国法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182页。

另一方面，清廷又害怕留学生在海外学习受西方文化熏染太厉害，最终瓦解掉清朝的统治。待到蔡元培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中国第一所以研究高深学问为目的的现代大学之后，一大批欧美留学归来的学者涌入北大，开始了现代法学的欧美模式。

有父子，有兄弟，与夫妇，甚至还有全家族同去的。例如上海同济大学及东吴大学毕业生九十元。2. 日本法学和英美法学的相互作用 留学国别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团体，这对中国学术的转型发展影响也很大。原文载《法学教育研究》第二十卷，2018年 进入专题： 中国现代法学 。

[51]苏联专家大多照本宣科，讲述的是苏联法学的东西，自然未能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共和国建立之初，聘请苏联专家来华支援建设，教授学生。

陶希圣曾描述过留学生之间： 留学生回国有一种习惯，仿佛从前科举时代的人们一样。[23]1906年4月学部举行第一次留学生毕业考试，100人中大多数是留日学生，但及格的前五名却全是留美毕业生。

正如梁任公所言，留日的师范和法政速成生毕业后最形活动。[118]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4—285页。